“教培行业又活了？”这是中国很多教培从业者在8月3日发出的疑问。

当天，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20项重点任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内容包括“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以及“指导学校引进第三方机构提供的非学科类优质公益课后服务”。

受到关注的原因不难理解，几乎整整三年之前，中国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目标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该政策被称为“双减”，措辞严厉程度超过市场预期，有投资人立即认为“这个赛道基本上废了”。

三年之后，再提促进教培发展，让低迷两年的行业在错愕之后大喜——新东方、凯文教育、行动教育、昂立教育、中公教育等教育股票连续涨停。

这一变化，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教培行业的高压政策“反悔”，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BBC中文采访从业者、学生家长，以及经济学家，回顾教培行业巨变，并以此管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巨痛”后刚刚适应

“我们公司总部在上海，做K12（涵盖小学中学12年）英语培训，分校遍布全国。”李思（化名）在一个三线城市运营分校，她介绍，2021年双减之前，自己在当地开设两个校区，一大一小，双减之后开始痛苦转型，关闭较大的校区，保留较小的校区。

“然后就是调整内容，不再搞政策不允许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内容，而是聚焦学龄前的英语启蒙，然后增加了课后托管的业务。”李思表示，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裁员60%以上，雇员从七八十人减少到二十多人。

根据中国媒体估算，中国校外培训机构从业者超过1000万人。而行业裁员比例在双减后估计达到50%以上。

转型后，李思的培训学校一直收入一般，因为英语启蒙、课后托管等业务，需求远不如学科培训那么高，所以李思的学校面临营销费用的上涨，“以前获客很容易，现在生意大不如前”，一直维持较小校区的运转，无法重回双减前的规模。

“以前，大概班里一半的孩子都会上补习班，家长们都是一传十，还有介绍抵扣学费的优惠。”家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魏淑娟有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8岁的女儿，儿子曾经报过不少课外教辅班，女儿上学时已经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没怎么报过班。

“那时不可能不报。”魏淑娟举例，如果孩子在班里排第十名，而他“前面五名和后面五名学生”都在课外补习，对家长和孩子的压力都很大，除非是那种全凭自己就能保持前几名的孩子，否则不论学习好坏，都面临这种压力。

魏淑娟认为他在报班上还算克制，以前每年控制在1万元左右，主要是办了张英语教育机构的年卡（7000元），期末考试前会请家教（3000到5000元）。

魏淑娟很庆幸双减后节省了这笔费用，尤其现在大环境不好，自己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如果再加上女儿的教培费用“肯定受不了”。“但（换在当时）也得受，中国家长就这样，别的地方能省，教育上不能。”

李思也认为，她的处境在行业内还算比较好，经济大环境不佳，能够生存已经不错了。她透露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双减后第一年，当地教育部门经常检查，也遇到过上门查封以“敲竹杠”的政府官员，“好像我们成了有麻将桌的茶楼，或者洗脚城一样的灰色产业，这点最难受。”

直到最近一年才稳定下来，“刚刚适应，希望今年多少赚点钱”。

“谨慎乐观”

作为家长，魏淑娟表示，支持双减，不想回到以前了，家长互相内耗，而且经济压力也太大。

“保持谨慎乐观。”李思说，新政出台后，总公司也跟各地分校的校长开过沟通会，主要就是传达“理性看待，不要盲目扩张”的判断，因为这次促进政策并不意味着双减带来的限制一笔勾销。

双减把教培分为“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对于前者限制极为严苛，不仅在培训时长、价格、内容上做了细致规定，而且禁止其资本化，要求其转变为“非营利性机构”；对于后者约束则较少。

目前的促进措施，并没有重新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登记的政策出台。

“千万不要误读，我的理解，就是并没有放松管制，只是说对于允许的部分，以后要促进其增长。”李思称。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官员在会上介绍了多个与教育消费相关的举措。包括：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教育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教育等服务机器人不断迭代升级，数字教育等新模式稳步发展；结合开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围绕教育体育等重点领域，举办服务消费季系列促进消费活动等。

李思则表示，经历过一次“行业地震”后，她的心态发生变化，“不太敢冒险了，进一步投资的心收了收”，因为以前投资可以估算成本、利润，但“政策巨变”的变量她无法估算，而这一点恰恰是突然的、绝对的。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提醒注意一个今年中国官方流行的新提法——“先立后破”。

“立”主要是指创造出新机制、新技术、新业态等新事物；相应地，“破”大致是指摒弃旧机制、旧技术、旧业态等旧事物。换言之，中国以前的做法是，还没有“立”起来新的教育体系的情况下，就把旧的教培产业给“破”了，造成了从业者的损失。

宋林认为，现在的措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决策者正在重新审视一些可能产生意外后果的政策决定——教培行业的决定突然造成了大量失业，扰乱了许多人的正常生活。 “先立后破”表明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保持稳定的重要性。

消费该怎么救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20条新政不仅限于给教培业松绑，从餐饮、旅游等消费大项，到家政、房车露营等占比较小的项目，再到电子游戏、社交电商等一度受到监管打压的项目，中国政府正在急切地刺激居民消费的提升。

“中国经济日益失衡，因此推动向消费转移。”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经济学家哈利·墨菲·克鲁斯（Harry Murphy Cruise）向BBC中文表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高科技制造业正在发挥重要作用，而家庭却在观望，房地产市场也在不断下行。这个发动机，只有一个气缸在工作，经济面临停滞风险，尤其是在贸易壁垒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中国的官员们希望利用消费让经济脱离一档的低速运行。

宋林还原了中国经济动力的变化。

去年，消费占据全年经济增量的82%，而当前零售总额同比2%的增长，是疫情之后最弱的水平，表明消费者信心疲软仍是经济复苏的主要阻力。

今年上半年，海外需求复苏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然而，中国经济总体出现意外放缓——今年二季度GDP增长4.7%，低于预期，尤其是消费领域。最近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有几个月的制造业数据处于萎缩状态。

“由于今年的增长目标是5%，如果制造业的增长势头开始减弱，就需要其他方面的增长来实现增长目标。消费是最理想的情况，但鉴于信心仍然非常薄弱，很可能还需要增加投资。”宋林表示。

不仅如此，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是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如果转型成功，中国的庞大市场将拥有巨大潜力。中国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来支持消费的长期发展，包括完善社会安全网、改善服务等。”

对于中国最新的20条促进消费政策，克鲁斯泼了盆冷水，“这些都没有抓住重点。20 条措施似乎假定，家庭之所以紧缩开支，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克鲁斯进一步解释，实际上，家庭不消费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或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疫情后工作不稳定是其中的关键，许多人控制支出，充实储蓄，以防失业。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将是持续提升消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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